洪时中1） 徐吉廷2）
1）成都市防震减灾局，成都，610042
2）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防震减灾局，马尔康，624000
摘 要 本文考证并记叙了在1933年叠溪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工作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若干前辈的事迹，包括常隆庆、李善邦、周郁如、徐近之、庄学本、张雪岩等先生和四川大学的师生们。他们是中国地震科学和防震减灾事业的先行者，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关键词 叠溪地震；历史地震；中国地震学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75年前在其附近发生的另一次著名的地震——叠溪地震。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在四川省茂县的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山崩城陷，岷江断流，死亡6800余人；地震后45天，叠溪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海子”）溃决，又夺去了2500余人的生命[1][2]。惨重的灾难震惊中外。
叠溪地震是四川省死亡人数最多、破坏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其死亡人数仅次于今年刚刚发生的汶川地震和1850年西昌7.5级地震，在四川省居第三位），是我国地震次生水灾最为典型、最为严重的地震之一，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次进行了科学考察的破坏性地震。在这次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工作中，有不少前辈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西南地区地震现场科学考察第一人之常隆庆教授
常隆庆（1905—1979），字兆宁，四川省江安县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2年，应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之邀，出任民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以后又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地质专员、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等职。解放后先后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成都地质学院教授等职[3]。
叠溪地震发生后，常隆庆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之命，与罗西伊等人一起，于1933年10月初出发，赴叠溪地震现场进行科学考察[3][5]，时年仅28岁。这种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大震现场进行的科学考察，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在国内也仅次于1920年翁文灏先生对海原大地震的现场考察。
常隆庆的叠溪调查，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笔者之一有幸聆听过常隆庆在世时的一次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当年的情况。那时候，公路只能从成都通到灌县（今都江堰市），灌县以上，只能沿“松茂大道”骑马或者步行。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民族隔阂严重，治安状况极差，有关当局专门派了一个排的士兵对考察人员全程武装护送。地震后，“松茂大道”破坏严重，行走非常困难，从灌县到叠溪竟走了近半个月。震区一带更是山高坡陡，余震不断，经常飞沙滚石，非常危险，正如常隆庆本人所描述的那样：“在平时亦多流沙崩石，伤害人畜之事。…… 当狂风陡起，或微震继至，则一石滚下，初仅轰隆一声，继则全崖崩剥，如万炮齐发声动天地，震撼数里。尘土蔽天，一望迷离，又常伤害人畜，大为行旅所畏” [5]。 另据资料考证，当时这一带地区根本没有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要知道，就连都江堰渠首地区也到1932年才有第一张带比例尺的地形图[6]），更没有地质等方面的任何基础资料，考察中所填绘的有关图件（如《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中比例尺为1:3万的地形图），都是他们采用简单的仪器，花了很大的工作量实地测绘的。
考察后，常隆庆写出了约2.6万字的《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1934年5月以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丛刊第1卷第3号名义石印出版[4]，修改后又于1938年在《地质论评》第3卷3期上正式全文发表，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第一份地震考察报告[5]。这份考察研究报告，不仅文字资料非常翔实，研究相当深入，而且还附上了珍贵的6幅照片、一些有关的图件和统计表格，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学术水平明显高于当时有关叠溪地震的其他各种文献，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和要求来看，也不失为一篇高质量的现场考察研究报告，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叠溪地震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地震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常隆庆的另一大功绩是首次发现了攀枝花地区储量巨大的钒钛磁铁矿，从1936年起，他曾数次赴攀枝花地区进行野外工作，为20世纪60年代起国家开发攀枝花地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他还专门邀请了我国地震学界的老前辈李善邦、秦馨菱两位地球物理学者在攀枝花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地球物理勘探，进一步查明了铁矿的分布和储量。国务院前副总理方毅同志曾说：“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 [3]。新出版的《四川省志·人物志》就专门为常隆庆立了传。不久前，攀枝花还有政协委员提出，应当在攀枝花市为常隆庆教授塑像、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为攀枝花工业基地作出的巨大贡献。
1979年7月21日，常隆庆教授在伏案编制《亚洲地质图》时，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74岁[5]。一位学者，如此敬业地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得其所，令人敬仰。
采用中国自己地震台的资料计算出地震参数的李善邦教授
李善邦（1902—1980），广东省兴宁县人，著名地震学家，我国地震事业的奠基人。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1929年经清华大学叶企荪教授推荐步入地震观测研究工作。1930年在当时的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的领导下，在北平（今北京）西郊创建我国自行建设的第一个地震台——鹫峰地震台；1941年勘探发现四川攀枝花大型钛铁矿；1943年在重庆北碚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地震仪——霓式（亦称1式）水平向地震仪，并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开发研制成功51式等多种型号的地震仪。建国后，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研究室的组建工作，亲手培养了大批地震工作的骨干，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批地震基本台站，主编了第一部《中国地震目录》，编制完成第一幅《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并主持编绘了我国第一套地磁图。1960年又主持组建新丰江水库地震考察队，开创了我国水库地震研究的新领域。晚年，他抱病撰写专著《中国地震》，为中国地震事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7]。
叠溪地震发生之时，中国刚刚建立了两个地震台，即1930年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建成的北京鹫峰地震台和1931年中央研究院建立的南京北极阁地震台[8]。李善邦先生仅用这两个台的地震记录，注意到这两个台的P波到时恰好相同，而且南京台的记录表明地震波恰好从正西方向传来这样两个事实，用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巧妙的方法，得到了叠溪地震的震中坐标为32.0°N，103.7°E。他又收集了世界各地约50个台站的记录，找到其中P波到时刚好相同的3个台，然后进行计算，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结果。他同时对这次地震的发震时刻和震源深度进行了分析和计算，得出其发震时刻为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26秒（北京时间），震源深度在12公里以内[9]。那一年，李善邦先生年仅31岁。
对于现在的地震工作者来说，测定一次地震的基本参数，是一件非常容易、非常普通的事。但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能够仅仅根据国内仅有的两个地震台的资料，采用巧妙的算法测定叠溪地震的参数，仍然是很了不起的事。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连“震级”的概念和定义都还没有出现，全世界的地震学都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更何况，他所确定的震中坐标相当准确，与宏观震中叠溪的位置非常相近，我们至今所采用的参数仍然基本上采用这一数值。
李善邦先生留下了《四川叠溪地震记录简述》的手稿，记载了他分析计算的全部过程，手稿写在西南地质研究所的直行稿纸上，层次清晰，行文严谨，足以窥见大师的治学风范。
为消减地震次生水患及修复都江堰工程作出卓越贡献的水利专家周郁如先生
周郁如（1893—1972），原名周璧，四川成都人，水利专家。192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先在山东烟台海坝工程局任实习员，后在成都市政府任科长、局长；1932年开始从事水利工作，历任成都水利知事公署知事、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四川建设厅技正、都江堰管理处处长等职。解放后先后担任川西行署农林厅水利局工程师、四川水利水电厅工程师、都江堰管理局东山灌溉管理处处长等职[10]。
叠溪地震发生时，周郁如先生是成都水利知事公署的知事（相当于水利局局长），时年40岁。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他对于叠溪地震堰塞湖（“海子”）的隐患尤为重视。在10月9日的次生洪灾后，他就提出“该积水一日未消，则下游堰堤即不能一日无险”，主张疏积（疏导堰塞湖积水）与修堰（修复都江堰）应双管齐下。一方面，周郁如先生奉派与上校参谋郭雨中等人，携带电台等装备，于1933年12月7日赴叠溪现场考察，提出了疏导“海子”的具体工程方案。1934年1月，由当时的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拨款1.2万元，调集民工数百人，实施疏导工程，于同年4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免除了水患的威胁[11]。如今，在茂县叠溪镇（较场）的点将台，仍有当年刻制的“叠溪积水疏导纪念碑”记载此事[2]。另一方面，周郁如先生又会同都江堰灌区14个县的负责人，于11月9日提出了一种筹集资金、治标治本修复都江堰的可行方案，呈报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他亲自勘定了鱼嘴的位置，在他的主持领导之下，对都江堰渠首工程进行了全面修复，并于1934年大洪水后进行了再次大修，新的鱼嘴工程一直沿用到1973年才重新改建[10]。
解放后，周郁如先生继续在水利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四川省的水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样一位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的水利专家，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周先生生前，就曾担任过四川省人民代表。他去世多年后，《都江堰志》的“堰功人物”栏目，专门为他立传，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以兹纪念[10]。
在考察途中献出了生命的年轻学子诸有彬等人
在1933年9月，叠溪地震后近一个月时，当时的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曾派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全晴川率人前往震区调查（据说还有28军的专员余某），重点调查岷江海子的积水情况。同行有十余人，其中包括四川大学的学生诸有彬。他们查明情况后，于10月9日启程返回，当晚借宿在大店的古庙内，正好遇到叠溪海子溃决，除了全晴川与该寺庙的老僧侥幸逃脱以外，其余的人全部在突如其来的洪水中遇难。周郁如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此有相当生动的描述：“是日行三十华里，据茂县还有九十华里，投宿大店古庙内。晚饭后，行路疲劳的人们都已入寝，全晴川与老僧是故人，还在谈家常，耳闻河下忽来巨大吼声，二人急出门去看，水已上阶，全有手电筒，老僧拉全急奔庙旁山径逃避，当时吼声甚大，不及呼唤庙内已入寝的同伴，顷刻水已淹过屋顶。…… 估计是日水头高二十丈，吼声大震，壁立而下，濛濛大雾，如钱塘江潮一般，到大店后，瞬间即将古庙冲去，第一次去调查的人除全晴川外无一人幸免于难，包括茂县去的向导在内，其中有川大学生诸有彬君殉难” [11]。83天以后，1934年的元旦节那天，四川大学的师生们又来到了大店，他们记叙说：“大店为我们川大同学诸君有彬考震返省被难之所，沙石乱堆，一片荒凉，诸君所投宿之古庙，仅遗阶石数片，惜哉诸君” [12]。
牺牲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诸有彬留下了姓名。我们多方查找，只知道诸有彬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生[12]，除此以外，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一个学文科的年轻学子，为什么会加入到地震堰塞湖野外调查的队伍之中？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就是当年的一名“志愿者”，总想为国家、为民众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地震考察的工作中，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至于那十几位调查人员和向导、脚夫，更是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让我们脱帽为他们致敬，在近代中国进行的地震科学考察中，诸有彬他们可能是第一批献出了生命的勇士，永远值得我们崇敬。
在叠溪地震后的公益事业中，献出了生命的可能还大有人在，胡权五先生就又是一个。胡权五，四川温江人，民国初以来历任三五师排长、连长等职，后遁迹市廛。1933年12月，胡权五随郭雨中等人奉令到叠溪疏导积水，任第二队督工委员,他不顾个人安危，欣然从命。1934年3月11日酉刻收工时，行至观音岩突遇一次强余震，被崩石所砸，头破肢折而牺牲，遇难时具体年龄不详。笔者之二在茂县较场发现的一块残碑，极其简要地记载了他的事迹。也许，象胡权五先生这样在救灾工程中牺牲的人还不止一个，但他们同样没有留下姓名。
前仆后继勇往地震灾区考察的四川大学师生
诸有彬的牺牲，并没有吓倒四川大学的师生们。就在诸有彬遇难后不到两个半月，1933年12月21日，一支由四川大学生物系师生组成的地质考察团又出发赴叠溪震区进行野外考察。考察队由四川大学的教师周晓和先生带队，有2名助教、7名学生和2名校工，共计12人。之所以是生物系，大约是因为当时只有生物系开设了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课程。根据当时茂县县长张雪岩的回忆录[20]，周晓和先生还有可能事先单独赴叠溪考察过，但这一点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这次考察以了解灌县至叠溪一带的地质、地史、古生物和叠溪地震的震灾情况为主，途径灌县（今都江堰市）、威州（今汶川县）、茂县，于1934年1月1日抵达叠溪，然后再返回茂县，取道绵竹、广汉，于1月14日回到成都，历时25天。考察时正值冬季，师生们风餐露宿，冒着严寒和余震、飞石的危险，克服了许多困难，步行跋涉数百公里，沿途进行考察，收集记载了大量的资料，同时还采集了一些岩矿化石标本，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平心而论，这次考察基本上属于教学实习的性质，他们在叠溪遗址也仅仅停留了半天时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所高等院校的师生能够冒着危险赶赴地震灾区，仍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更何况，事后他们还编印出版了2万余字（不包括其他文献的译文）的《国立四川大学调查报告之一——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刊出了12幅照片、参加考察的师生分别撰写的4篇文章和“叠溪镇地震损失统计表”，以及他们选译的《羌人之风俗》（T. Torrance著）一文，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
这次考察得到了四川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出发时王兆荣校长和理学院三位院长亲自送行并合影留念，事后，王兆荣校长还为《叠溪地质调查特刊》题写了书名。由此可见当时四川大学的校方对此事的积极态度。
“只身以付”沿岷江考察的地理学家徐近之先生
徐近之（1908—1982），原名念庄，字希朗，四川省江津县（今属重庆市永川）人，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1931年，他还在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地理学系读书期间，就参加了由名噪一时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担任团长的中瑞（典）合作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了历时14个月的野外考察，发表了5篇通讯。1932年，他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被中央研究院委派为国家资源委员会青康调查员，去青藏高原进行野外调查，并负责筹建拉萨气象长期观测站事宜。几经辗转，徐近之于1934年9月才抵达拉萨，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者入藏第一人。他在拉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原气象台站，第一次在西藏高原取得海拔3760米的高山气象资料，并写成《1935年拉萨之雨季》一文。他曾穿越喜马拉雅山，南下印度加尔各答，第一次对世界上最高的大咸水湖——纳木湖，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1938年秋，徐近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地形学。两年后，获博士学位，后转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深造。1946年回国，重返中央大学任教。建国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等职，进行过大量野外科学考察，在历史气候学、地理文献学、黄淮流域洪涝灾害研究等领域，均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并为中国地理学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13]。
1933年秋，正当徐近之先生在青海地区考察之时，听到了叠溪发生地震的消息，他立即“只身以赴”，于1933年10月21日至11月29日，由青海经黄河上游峡谷地段南下，直趋松潘草原，再沿岷江河谷而下，历时40天，对叠溪震区乃至整个岷江上游进行实地考察，写成《西宁松潘间之草地旅行》和《岷江峡谷》两篇文章，发表于《地理学报》1934年第1期（创刊号）上。其中《岷江峡谷》一文，不仅记叙了他考察的叠溪地震和地震次生水灾的情况，同时对于预防地震灾害、疏导堰塞湖积水、建筑物抗震、交通对策、通信对策、保护岷江河谷的生态环境、发展山区经济等，提出了针对性强、具有科学依据的对策建议，十分难能可贵[ 14] [ 15]。
考察之时，徐近之先生年仅25岁。
为叠溪地震现场留下宝贵影像资料的摄影家庄学本先生
庄学本（1909－1984），上海市浦东人，我国著名摄影家。少年辍学，自学成才，曾任上海《良友》画报、《中华》画报、《申报》画刊特约摄影记者。从1934年起，就长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摄影工作，拍摄了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和社会风貌的照片，在当时的《中央日报》、《申报》、《良友》画报等报刊上连载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并先后撰写出版了《羌戎考察记》、《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十年西行记》等著作，填补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大空白，为民族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大量资料。解放后，历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和《民族画报》社编辑部的副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摄影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16] [17]。
叠溪地震后的1934年5月，年仅25岁的庄学本先生，带着自己做小职员攒下来的三百元钱和两个相机，在朋友的帮助下，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从成都动身，先赴汶川、茂县，又折至杂古脑（今理县）、米亚罗、马尔康等地考察，后进入川青两省交界的果洛草原进行考察，再经阿坝、松潘、叠溪、茂县、灌县返回成都，历时近半年。途经叠溪震区的时间正好是1934年的10月[17]。虽然已经是地震后的一年零两个月，路过叠溪时仍然充满着危险。庄学本先生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记述：“当我们走过叠溪时，晚上宿在湖北端的镇南关，隆隆的地震还是一夕十数次，不免惊心动魄。第二天清晨，我们坐着木船驶过诞生才一年的叠溪湖，凭吊着千余生命陷入水底的地质大变动，不幸我们中一个骡夫在湖边翻山时，被一块受了震的飞石击伤了头部，同时还击落一匹骡子。” [17]
庄学本先生所摄的叠溪地区的照片，几乎都没有在生前发表过，也鲜为人们所知。直到他去世后的1987年，庄先生的女婿陆增泉先生主动与四川省地震局联系，才由四川省地震局购得了仅存的22幅照片。要知道，尽管常隆庆的“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和四川大学的“叠溪地质调查特刊”中曾经刊载过一些叠溪地震的照片，但限于当时的制版印刷条件，印出来的照片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数量很少。至于那些照片的原件就更没有保存下来。而庄学本先生所摄的这22幅叠溪照片，尽管年代久远，却仍然提供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图像信息，加之庄先生在每一张照片的背面都亲笔写有说明，注明了拍摄的地点和内容，使得这些照片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不仅为地震烈度和震害提供了比文字描述更为直接、确切、有力的证据，而且还给出了有关文献中所没有的一些新的信息，特别是较场台地上的地裂缝、黄草坪南老龙湾的泥石流等照片，更是极为珍贵[18]。庄学本先生本人并不是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却靠着一个摄影家的敬业精神和认真求实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为叠溪震后救灾作出过贡献的张雪岩先生
叠溪地震发生的时候，茂县的县长是张雪岩先生，其实县长还只是他的兼职，他当时更重要的职务是川军二十八军秘书长和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公署秘书长。
不要以为张雪岩只是一个实权在握的旧官僚，他其实是一位不同凡响的爱国进步人士。张雪岩（1893—1980），四川省营山县人。1919年考人北京大学，曾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转学太原山西大学。毕业后返川，先后任川军二十八军秘书长、松理茂懋汶屯殖督办公署秘书长、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秘书、四川机械公司稽核主任、成都自来水公司董事会秘书主任等职。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年1月，任民盟成都市三十六区分部主任委员。1949年秋，因受国民党特务监视，潜回营山协助中共地下党开展工作。建国后，历任川北行署委员兼人民法院院长、川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法院副院长、司法厅副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第一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二届四川省政协委员、第四届省政协常委等职[19]。
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四川军阀当然不可能顾及地震灾民的死活，但是，作为茂县的县长，张雪岩先生仍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叠溪地震的救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首先，他曾在灾后亲自到叠溪一带视察，初步了解了地震所造成的灾害和堰塞湖积水的情况，组织县政府和震灾委员会统计伤亡人员和灾害损失。其次，他出面向各方面呼吁，筹集赈灾经费，虽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得到一些零星款项，但也算是尽了很大努力。同时，他也尽其所能，一方面对灾民办理一些急赈，组织部分灾民“就原有场镇高处，建修聊避风雨的茅舍”，另一方面又劝其外出逃荒，自谋生路。最后，在他的主持下，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灾民修复道路，同时在“海子”上采用船只航运，初步解决了震区的交通问题[20]。这些救灾的措施，虽然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他的努力，也多多少少减轻了一点损失，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一些痛苦，为民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也还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对于这样一位在历史上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人物，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解放后，张雪岩先生一直被委以重任，《四川省志·人物志》中也专门为他立传[19]。
叠溪地震已经是75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年青人，恐怕很难想象1933年时旧中国那种极端贫穷、极端落后的状况。而四川当时更是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从1912年的“成都兵变”算起，至1933年止，全川就一共发生了大大小小470多次军阀之间的战斗。就在叠溪地震前的1932年10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为争夺四川霸权爆发了 “二刘大战”。双方先后经历了“成都巷战”、“荣（县）、威（远）决战”、“毗河之战”几个回合的较量，刘湘取得了优势。1933年7月8日，刘文辉被迫通电辞去四川省主席职，放弃成都。7月21日，刘湘进入成都。接着，刘湘又在蒋介石支持下，发动“安川之战”，一举突破刘文辉的岷江防线，于1933年8月底攻下雅安，统一全川，成为四川霸主，刘文辉则率余部退据西康[21]。这些事件刚好就发生在叠溪地震的前后，在那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谁还顾得上地震科学？谁还顾得上地震的救灾和善后？而我们前面所讲述的那些前辈，就正是在如此黑暗的年代，克服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地震的考察、研究和救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开创性的贡献，永远值得后来者学习，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谨以此文纪念叠溪大地震75周年。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四川省地震局江在雄研究员、刘盛利研究员、陈天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林向教授，成都市水务局陈渭忠高级工程师等专家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电子信箱，洪时中：szhong1943@126.com ）
初稿于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前
定稿于2008年8月，叠溪大地震75周年前
参考文献
[1] 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编辑组编，四川地震资料汇编（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四川省地震局编著，一九三三年叠溪地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3年。
[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常隆庆，《四川省志·人物志》，第671—6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常隆庆，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石印本），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从刊第一卷第三号，1934年。
[5] 常隆庆，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地质论评 3 卷3期，第251—292页，1938年。
[6] 谭徐明，都江堰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
[7] 陈洪鹗，中国地震事业的奠基人一一李善邦，《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
[8] S. B. Li, Reflection of the last twenty five years of geophysical work in China， Bull. Seis. Soc. Am., 38（2）：81—87，1948（李善邦，过去25年中国地球物理工作之回顾，段星北译，世界地震译丛，1985（4）：1—4）。
[9] 李善邦，四川叠溪地震记录简述（手稿），1933年。
[10]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周郁如，《都江堰志·堰功人物》，第490—491页，
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11] 周郁如，叠溪地震琐记和对地震的初步认识（手稿），1958年（转引自文献 [1] 第
319—324页）。
[12] 四川大学，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国立四川大学调查报告之一），1934年。
[1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徐近之，《四川省志·人物志》，第699—701页，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14] 徐近之，岷江峡谷，地理学报，1934年1期，第1—10页。
[15] 江在雄，徐近之实察叠溪地震及对震后的建议对策，山西地震，1994年3 期，第
52—54页。
[16]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采访，四川出
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1月。
[17] 马鼎辉、王昭武、庄文俊主编，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
代的西部人文采访，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4月。
[18] 刘盛利、王新民、徐吉廷，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珍贵震害照片的发现与考证，中国
地震学会第六次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地震出版社，1996年。
[19]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张雪岩，《四川省志·人物志》（下册），第929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 张雪岩，叠溪大地震亲历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21] 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本文已被《国际地震动态》选用，即将刊出）